谈新书《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华    文

由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译成中文后，风行一时。在一次全国性的书市上，该书居然成为十大畅销书之一。

一部学术专著为什么会引起读者如此异乎寻常的热情？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国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于是，针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评析被列为国家社科规划“九五”课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即为此课题的科研成果。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我们有幸发现这本总印数才3120册的“成果”——刚刚出炉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不禁要想：这种国家级的社科成果，能否产生应有的正本清源的作用？也就是说，这项花了6年时间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的研究，能否达到起初“规划”的目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有相当权威性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它的畅销也许不是偶然的，其中肯定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该书较充分地搜集和运用了西方现有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成果；在整理和分析史料方面，应用了西方比较新的研究方法，视野比较开阔，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学、农村、城市等多方面；还专门有一章研究1949年后的台湾，明确将其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材料丰富，有不少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对历史事件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差异，特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异，该书中有些重要观点和分析评析与我们有着根本的分歧，一些错误的看法是我们不接受的。因此，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进行评论和分析就非常必要。中国理论工作者不畏困难，面对西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有着较高知名度和权威的专家群体，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方向前进”，毅然担负起了应有的责任。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本有着较高质量的书，研究者的心态也比较健康，没有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咄咄逼人的架势、它的特点是在肯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密切联系其涉及的需要商榷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论点，摆事实讲道理，在分析中阐明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诸如“知识分子与1957年开门整顿”、“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林彪外逃真相”等至今众说纷纭的问题上，进行了有力的辨正，应该说《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

有人认为，费正清并不仅仅是个历史学家。在美国，费正清甚至被描绘成“一个学术上的企业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一封来信：“你们哈佛人是这样该死地格外善于处世，而且对于搞钱也是这样该死地是智多谋。那就是你看上去为何如此踌躇满志并且显得如此富裕的原因。”这方面可能谁也无法为他辩护。

然而，无论把费正清看作历史家，还是把他看作政策问题专家，或者别的什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他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学术思想和哪些具体策略上的意见，而在于他所探索的课题和开拓的事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

对费正清著作略有所知的人，都不难明白，尽管他曾作为美国政府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过，但费正清的的确确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开拓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新领域，倡导用中国的原始文献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给美国乃至西方的整个中国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研究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否认，费正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要了解并改善中美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他不遗余力地主张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竞争来取代军事上的敌视和对抗，并希望这两个国家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能够共存。在他看来，在影响中美关系的种种因素中，关键是：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由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

但费清毕竟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论述有时甚至是模棱两可的，这使得他在美国也经常为同行所诟病。比如，在《剑桥中华人国共各国史（1949-1965）》中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变化时，费正清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论断：“1901年的和解引起了20世纪改革和革命的新时代。”这里所说的“1901年的和解”到底指什么？

翻开20世纪的中国史，一开始就是血淋淋的一页：英、德、日、俄、美、法、意、奥等八国联军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关于这场战争，列宁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就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动皇室、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胜利者自然要索取报偿。接着就是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在1901年的中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那么，费正清的“1901年的和解”只能是指中国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了。可是，那怎么能算“和解”，谁同谁“和解”，又是怎样的一种“和解”呢？

其实，西方人重哲学，中国人重历史，西方人有历史意识那是晚近的事，难怪，他们研究起中国历史来不免隔靴搔痒，有时简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

阅读历史，而今，世上大概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痴人，才会处处信以为真。但是，阅读历史和研究历史，在目的和要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历史研究不是语言和智力游戏，如果不能提供事实，或不能基于事实，多有凿空之论，这样的“历史”和“研究”就会遭到鄙视而被唾弃。研究历史，必须有根有据，而且孤征不立。即便如此，研究者也无法要求读者坚信你的结论。换句话说，你只能要求自己是真实的，而不能要求别人以为你就是真实的，更不能强求别人认为只有你才是真实的。

因此，研究历史首要的和根本的目的，是叙述事实，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企图引导读者这样或那样去理解历史，否则，历史的“研究”就会显得荒唐而且可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印数36000册 38.00元）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7.10元）

（原载《广州日报》2001年12月23日）